这场争论不是今天才有的。 第一阶段:病理科的"自留地"(2000年代) 国内分子病理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DNA原位杂交。2000年后,靶向药物进入临床,伴随诊断需求爆发——FISH检测HER2扩增、ARMS法检测EGFR突变,这些项目几乎全部在病理科内部的PCR实验室完成。 原因很简单:标本在病理科,取材在病理科,报告解读也在病理科。没有人觉得这该归别的科室。 2011年,卫生部病理质控评价中心成立分子病理质控组,由复旦大学肿瘤医院杜祥教授牵头。分子病理,在制度层面也被默认为病理科的亚专科方向。 第二阶段:独立平台出现,边界开始模糊(2010年代) NGS技术的引入改变了一切。 一台高通量测序仪的采购成本动辄数百万,配套的建库系统、生信分析平台、独立空间分区——这已经不是病理科PCR实验室能装下的了。 更重要的是,NGS检测的样本类型从组织扩展到血液、体液。ctDNA液体活检不需要病理科取材,检验科完全可以从采血到出报告全流程闭环。 一些医院开始设立独立的分子诊断中心,既不归病理科,也不归检验科。边界,从这时起开始模糊。 第三阶段:检验科入场,价格改革加码(2020年代至今) 2022年,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联合国家病理质控中心完成全国分子病理基线调研:365个实验室参与,覆盖30个省市。调研结果揭示了一个现实——大部分实验室检测平台仍较为单一,专职分子病理人员、生信分析人员相对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