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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长海医院检验科琐忆

归去来兮 2021-10-12 54人围观 机构


我在上海长海医院的检验科、血液科实验室进修过三次,前两次是1975年、1983年,每次一年时间,第三次是1991年上半年。长时间与检验科、血液科实验室的老师朝夕相处,与老师们结下了难忘的师生情。



在进修期间,我不仅享受到“一对一”的教学辅导,也参与或见证了老师们的科研工作,有些科研成果获得各类科技进步奖。这些老师,后来都成为检验医学界的知名专家教授,他们的科研成果、人物志也载入《上海长海医院志》。


检验科“进修生培训:1949-1994年,培训军内外进修生416人”,平均每年不到10人。


1982年第二次进修,凌代文主任没把我当“外人”,让我参加科室的“小夜班”、“大夜班”。所谓“小夜班”,就是上半夜在急诊化验室上班,“大夜班”,在病房化验室值通宵夜班,半夜十二点,食堂送来的夜点心“烂糊面”,记忆犹新。那时候,“小夜班”、“大夜班”都只有一个人,远没有现在那么忙。


我“不是外人”,平时带实习生“跑病房”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每天端着“采血盘”到住院病区,床边采血,几个月下来,从“一下中”一直到“二上西”的住院科室分布,“了如指掌”。


也因为我“不是外人”,每个专业组的老师都对我特别“偏爱”。细菌室的黄教员(黄月仙,过去二军大称“教员”,七军大称“老师”,后来都称“教授”了),每周四下午“一对一”教学,使用他们在大学上课的教学挂图,把整个微生物学的大学课程,给我讲了一遍。


黄教员实验经验丰富,带我做过一例“菌液灭活”实验,一位皮肤科患者,顽固感染,做创面分泌物培养,培养获得菌液,将其灭活,回注到患者体内,用以治疗这位顽固性皮肤感染的患者。


有一天,黄教员拿出一小瓶荧光染料“吖啶橙”,让我配制试剂。后来在一次上海市医学会举办的“微生物学年会”,黄教员大会交流了一篇论文,具体题目记不得了,大意是:用“吖啶橙”作为荧光剂标记抗体,用来鉴定微生物,大概这就是荧光免疫技术的早期研究吧。



在免疫室,顾教员(顾福生)有一间狭小的暗房,墙角的桌子上,有一台以高压汞灯为光源的荧光显微镜,在这里看抗核抗体检测结果,一种荧光染色的血涂片,细胞浆内看到黄绿色的荧光物质,即判为阳性。由于高压汞灯的发射光,被一张滤色片阻挡,到达显微镜目镜的光线非常弱,颇费眼神。


那时候,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依靠“血涂片找狼疮细胞”,不仅操作繁琐,且受制于操作人员的正确操作和狼疮细胞的认知度,因此,诊断阳性率不高。


有一天,顾教员带我到医院动物房,指着一个笼子里的兔子说:“这是我养的,我们带回去。”顾教员说,他找到一份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血液样本,这个样本是本院一位医生家属的。拿这只兔子做了免疫,今天免疫期到了,把它的血液取出来做抗体。


顾教员熟练地从兔子心脏抽取了近20毫升血液,经过处理,加入荧光染料,置37℃水浴箱,制成荧光抗体。剩下的兔子肉,顾教员拿回家了,兔子皮给了我。


1977年,顾教员完成了科研项目《免疫荧光抗体对SLE的辅助诊断》。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又多了一个实验项目。


现在实验诊断技术突飞猛进,除了抗核抗体,应用于SLE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辅助诊断,有了抗双链DNA测定等多种抗体检测。方法学也多达数种:免疫荧光法(IFA)、酶联免疫法(ELISA)、免疫印迹技术(LIA)、放射免疫法(RIA)、免疫双扩散以及对流免疫电泳等等。



免疫室的吴教员(吴月琴),率先在国内发现首例“双单克隆轻链病”。吴教员告诉我,她发现这个病例时,首先请教了孔宪涛教授,孔教授认为,临床上多见的是κ(Kappa)轻链病,λ(Lambda)轻链病的发病率不高,而κ/λ双轻链病就更罕见,并提供了基础研究资料。我在免疫室进修时,参与了一些基础实验,当时使用的是琼脂免疫扩散法。1985年,吴教员的论文《1例双单克隆“轻链病”实验室检查》,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我在免疫室做乙肝二对半实验的那段时间,中心实验室的郭峰教授来找我,让我给他留乙肝二对半阴性的标本,他拿去做“红细胞免疫”的实验用。过了几天,郭教授找到我说,我给他的标本有阳性的。难道我的实验做错了?经过几次反复实验,郭教授发现,拿回去的是阴性标本,经过他那边的免疫复合物解离实验,部分阴性标本变阳性了。于是郭教授让我轮转到中心实验室,帮他做循环免疫复合物解离的研究实验。


我轮转到中心实验室,郭教授带我到大学动物房买小白鼠,0.15元一只,买了50只,带回医院动物房。以后,我每天的任务是,到动物房采集小白鼠的血液,回来离心分离血清,再到冰箱里取出发馒头用的那种块状鲜酵母。因为小白鼠的血清中补体含量高,做致敏酵母菌效果好。以此为基础,用免疫室取回来的乙肝二对半阴性标本,做循环免疫复合物实验。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郭教授随手取来一张边角被撕过的蓝色“废纸”,不一会儿,写就了一篇论文初稿,《用C3b致敏酵母菌测定血清循环免疫复合物研究》,交给我誊抄文稿纸。


大约2年多以后,郭教授给了我一本《人民军医》杂志,《用C3b致敏酵母菌测定血清循环免疫复合物研究》的论文刊登了,在作者的最后还署了我的名字。他说:“现在论文刊登杂志比较慢,前几天发现,英国皇家医学院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循环免疫复合物的研究论文,幸好及时刊登,不然,又落后别人了。”


过了几年,社会上备受诟病的乙肝二对半检测,因同一患者几次检测的结果“阳性变阴性”或“阴性变阳性”。我想到,是否可以用循环免疫复合物解离的研究理论来解释?于是,写了一篇科普文章《为什么有的人HAA(乙肝二对半)阳性会变阴性》,刊登在《上海大众卫生报》。



我在生化室待的时间也不短,吕教员(吕雁群)一口浓重的绍兴口音,“你们那个macei dao(马翠桃,我的同事——笔者注),我认识的,我在你们那里上过班的(指1950年代,江湾医院为二军大教学医院时期——笔者注)”。生化室的老师还有:蔡根度、陈金妹、黄翠云



我在生化室第一次看到蛋白电泳扫描仪。蛋白电泳的操作方法,通常是将血清放在白色的醋酸纤维素薄膜上,不同分子量的蛋白质分离后,染色,再将着色后的片段洗脱,计算。操作繁琐,原图被破坏,只留有数据,不具溯源性。



生化室的老师,使用冰醋酸透明技术,将分离出来的白色背景的电泳图制成透明薄膜,然后扫描成曲线。她们搜集了大量临床资料,分析归类,编写了一本专著:《蛋白电泳检测技术及临床应用的研究》,不仅优化了检测技术,也为临床解读蛋白电泳报告,提供了蛋白电泳“疾病谱”。


免疫学家叶天星教授,为此书写了《序言》,叶教授在序言中写道:“在国内尚属初次尝试,有助于提高国内对有关疾病的诊治水平。”这本书我保存至今。



朱教员(朱玲仙教授)是早期做染色体形态学研究的专家,她教会我染色体基本分析技术:将血液放入细胞培养液,用悬滴法获得染色体分散细胞,拍照、放大、剪贴、排列,分析染色体形态、数量的变化。朱教员在性染色体的分析方面有独到之处。


血液科的骨髓细胞分析标本,送到检验科的临检室,血液科的万教授(万树栋)也留标本,两边同时检测分析。检验科由严技师(严运坤,科里都这么称呼她),负责骨髓分析、签发报告。


严技师,四川口音,毕业于同济医学院。她平日里不苟言笑,只有跟我闲聊时,会滔滔不绝地说她儿子的事,但是对待工作的一丝不苟、严谨认真,让我难忘。


有一次,一份重庆年轻女性患者的骨髓标本,严技师这边(检验科)的检测结果,高度怀疑“粒单混合性”白血病,而万教授那边(血液科)则认为是“粒细胞性”白血病。为此,严技师与万教授争得面红耳赤。因为,诊断不同,治疗方案截然不同。为了证实“粒单混合性”白血病,严技师让我反复做“特异性、非特异性酯酶染色”,始终得不到满意结果。最后,把标本送到大学的电镜室,从细胞器结构确认,严技师的诊断是正确的。



1990年,我到血液科实验室进修,在这里碰到了万教授。万教授与我已是“老相识了”,他的夫人黄翠云,是检验科生化室的老师。


平日里一脸严肃的万教授对我十分热情,虽然,我平日跟许教员(许燕群)学习骨髓分析,万教授则坚持每周四对我“单个教练”,跟当年黄教员给我上微生物课一样,也用教学挂图,把《血液病学》给我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万教授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01 


有一次,一位从江苏来沪就诊的患者,因严重黄疸,多地就医无果,卧床不起,家属抱最后一线希望,“用门板抬来的”。万教授通过病史资料和外周血红细胞形态变化,判断该患者为“巨幼细胞性贫血”,给予对症治疗,“一周后,患者步行来院复诊,仅花费了几元钱的药物”。


通过这个故事,万教授告诉我:“掌握外周血的红血细胞形态观察技术,对诊断和鉴别诊断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万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也逐步掌握了外周血红细胞形态学的观察技术,回到自己医院以后,通过外周血涂片中红细胞的形态变化,为临床提示了几例地中海贫血;结合骨髓细胞学检查,组化染色分析,诊断了不少伴有严重黄疸的“巨幼细胞性贫血”。


 02 


万教授讲了第二个故事:患者称我们是“送终医生”,但是,我们要“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争取明确诊断,不要轻易给患者做化疗。


他们对一部分因持续高热,经骨髓分析,被诊断为“恶性组织细胞病”,已死亡的尸体,进行回顾性诊断,发现其中部分患者的原发病,似乎是伤寒或深部真菌感染,继而在病理组织中找到了真菌孢子等原发病证据,并且回顾他们的骨髓涂片,发现了一种“戒指样组织细胞”。以后,在临床实践中得到证实:持续高热患者的骨髓涂片中,见到“戒指样组织细胞”,可以找到或找不到原发病证据,但是,以抗炎或抗真菌治疗,使患者痊愈。


为了推广这一重大发现的成果,万教授说:“我们举办了数次全国性的《高热骨髓学习班》,为了指导大家在显微镜下找到‘戒指样组织细胞’,还请上海光学仪器厂的老师傅,制作了装置在显微镜物镜端的‘血膜定位器’,发给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万教授送给我一本《高热骨髓学习班》讲义。



这个“血膜定位器”,固定在显微镜物镜端,其远端有右一个可以360旋转的偏心钢针,在显微镜下看到需要记住位置的细胞,将物镜转换到“定位器”,使钢针的尖头接触到血膜,旋转一圈,即可在血膜上划出一个直径大约100微米的小圆圈,肉眼可见,便于下次快速找到这个细胞。


为了练习在骨髓涂片上快速找到“戒指样组织细胞”,许教员教了我一个“绝招”:油镜下看到“戒指样组织细胞”,转换到低倍镜,对着这个“变小”的细胞,目不转睛,看20分钟。由此,我练成了低倍镜下就能找到“戒指样组织细胞”的本领。


回到医院以后,我在几例持续高热患者的骨髓涂片中,找到“戒指样组织细胞”,报告“嗜血细胞综合征”,提示临床“伤寒可能”,临床使用氯霉素治疗后,患者痊愈。


我们医院聘请的专家,瑞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原所长,在内科病区查房时,在临床病历中看到我签署的“嗜血细胞综合征”的骨髓分析报告,来到检验科,要我提供依据。我拿出经“血膜定位器”划圈的骨髓涂片,轻而易举地找到“戒指样组织细胞”,瑞金医院的专家看后说:“我们医院的人也不一定能找到这样的细胞。”



戒指样组织细胞


得到专家肯定,我写了一篇《4例“嗜血细胞综合征”》的病例报告,发表在《上海医学》杂志。



长海医院检验科历来人才辈出,我的同龄人,周道银教授,从检验人最不入眼的胸腹水常规的形态学入手,发现有价值的异常细胞,及时给临床提供重要诊断依据。如今,周教授已经是国内知名体液形态学专家。


近半个世纪,如今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讲述老一辈检验人的故事,是我想做的事。



 点评 


李津婴:张业新在血液科进修时我有印象,爱说笑的人。他的记忆力很好,文字能力也强,所说人物、事情我都熟悉,可惜有些前辈已逝,谢谢他以文字纪念前辈和往事。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我已转发检验科的朋友及万树栋教授等人。




参考资料:《上海长海医院志》


END

来自: 检验医学 | 作者:张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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