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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9点，是记者和刘为勇约定的采访时间。 然而，直到深夜12点以后，他还没有回复微信。 刘为勇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
刘为勇在实验室 直到第二天下午，记者才等到他。
熬3通宵测出全基因组序列 拿到结果有不好预感 ➛《中国科学报》：您是哪一天接到第1个疑似样本的？ ● 刘为勇： 我这边有记录。我们一直在监测，也向国家CDC反映过。我们第一例大概是在1月2号开始做的。在1月7日就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中国科学报》：你们自己完成了测序？ ● 刘为勇： 我们是一个团队，包括来自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南医院的团队、中山大学团队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科研人员。大概4天就测出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相关成果已经写成文章，投给了国际期刊EMI（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 ➛《中国科学报》：论文内容您能介绍一下吗？ ● 刘为勇： 论文讲的是我们针对两个病例，采了标本之后，第一时间做了检测。那时候是1月2日左右。当时高度怀疑是SARS，用某公司试剂盒测过后显示阳性。 于是我们根据SARS病毒设计了6个引物，并利用病毒样本核酸模板做了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6对引物里面有一对可以工作。经过测序，我们发现这个病毒跟SARS差异很大，当时就怀疑是一个新的病毒了。 同时开展的二代测序，拿到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于是，我们发现这个病毒和已知6种冠状病毒都不一样，是新病毒，而且它跟SARS病毒进化关系比较近。 ➛《中国科学报》：得到这个结论时是什么心情，有不好的预感吗？ ● 刘为勇： 是有不好的预感，毕竟跟蝙蝠来源的SARS病毒亲缘关系较近。考虑到SARS曾经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第一时间就把结果向中国CDC进行了书面汇报。 ➛《中国科学报》：你们的团队是怎么合作的？ ● 刘为勇： 我平时临床检测任务较多，做研究是在五点下班之后，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武汉大学那边，在我原来的合作导师那边做课题。 疫情发生后，我们一起攻关，基本上熬了三个通宵，在第一时间把基因组序列搞出来，因为平时就是这种工作状态，也没有觉得特别辛苦。 我们这几个人是普通工作者，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内国际都属于一流的成绩。 没有商业试剂盒，7天自己研发出试剂盒 ➛《中国科学报》：你们现在用的哪个厂家的试剂盒？ ● 刘为勇： 我现在用两家企业赠送的商用试剂盒同时做对比检测，由于法律法规要求，我自己提前研发的检测方法暂不能用于此次疫情的检测。不过这两个商用试剂盒的检出率有差别。 ➛《中国科学报》：您自己研发了新病毒的测试方法？ ● 刘为勇： 拿到全基因组序列以后，我就开始着手研发试剂盒。科室领导在研发方面给了我更多时间。 这个检测方法用的是分子诊断技术。我们把荧光定量PCR和普通PCR加测序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用于筛查病毒。这也是金标准之一。 这里面用到的探针引物全部是我自己设计的。1月13日，我就把这个检测方法建立起来了。19日我提交了专利申请。 ➛《中国科学报》：您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出来？ ● 刘为勇： 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我已经累积了大概5年左右病毒病原体试剂盒研发经验。 我们曾经研发了很多临床用的检测试剂盒，覆盖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大概有30多种试剂盒。在投入临床使用前，我们也会认真进行各种性能评估。这些试剂盒在我们医院已提供临床诊断服务近万人次。 不过根据政策规定，这些试剂盒不能用来盈利和推广，仅限医院内部使用。 ➛《中国科学报》：您的测试方法好用吗？ ● 刘为勇： 因为样本比较珍贵，数量并不多，所以我们大概用了十几份阳性样本，包括大便、血、尿样本来验证。 结果准确率达到100%。灵敏度很高，特异性非常高，不会被别的病毒干扰。 大概从1月13日以后，我们开始用我的方法，对收到的样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筛查。 这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院心里有个底。 这个工作是我们出于社会责任感自己做的，实际上患者没有要求，CDC也没有要求。但我们还是将早期筛查结果报告给了CDC。 标本量特别大 连续工作21小时
来源: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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