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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检验科博士:我们3个通宵自测病毒序列,看到结果即感不妙 ...

面气灵 2020-2-5 145人围观 杂谈



晚上9点,是记者和刘为勇约定的采访时间。


然而,直到深夜12点以后,他还没有回复微信。


刘为勇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


刘为勇在实验室


直到第二天下午,记者才等到他。

 

熬3通宵测出全基因组序列 拿到结果有不好预感


《中国科学报》:您是哪一天接到第1个疑似样本的?


● 刘为勇:

我这边有记录。我们一直在监测,也向国家CDC反映过。我们第一例大概是在1月2号开始做的。在1月7日就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中国科学报》你们自己完成了测序?


● 刘为勇:

我们是一个团队,包括来自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南医院的团队、中山大学团队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科研人员。大概4天就测出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相关成果已经写成文章,投给了国际期刊EMI(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


《中国科学报》:论文内容您能介绍一下吗?


● 刘为勇:

文讲的是我们针对两个病例,采了标本之后,第一时间做了检测。那时候是1月2日左右。当时高度怀疑是SARS,用某公司试剂盒测过后显示阳性。


于是我们根据SARS病毒设计了6个引物,并利用病毒样本核酸模板做了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6对引物里面有一对可以工作。经过测序,我们发现这个病毒跟SARS差异很大,当时就怀疑是一个新的病毒了。


同时开展的二代测序,拿到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于是,我们发现这个病毒和已知6种冠状病毒都不一样,是新病毒,而且它跟SARS病毒进化关系比较近。


《中国科学报》:得到这个结论时是什么心情,有不好的预感吗?


● 刘为勇:

是有不好的预感,毕竟跟蝙蝠来源的SARS病毒亲缘关系较近。考虑到SARS曾经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第一时间就把结果向中国CDC进行了书面汇报。


《中国科学报》:你们的团队是怎么合作的?


● 刘为勇:

我平时临床检测任务较多,做研究是在五点下班之后,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武汉大学那边,在我原来的合作导师那边做课题。


疫情发生后,我们一起攻关,基本上熬了三个通宵,在第一时间把基因组序列搞出来,因为平时就是这种工作状态,也没有觉得特别辛苦。


我们这几个人是普通工作者,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内国际都属于一流的成绩。


没有商业试剂盒,7天自己研发出试剂盒


《中国科学报》:你们现在用的哪个厂家的试剂盒?


● 刘为勇:

我现在用两家企业赠送的商用试剂盒同时做对比检测,由于法律法规要求,我自己提前研发的检测方法暂不能用于此次疫情的检测。不过这两个商用试剂盒的检出率有差别。


《中国科学报》您自己研发了新病毒的测试方法?


● 刘为勇:

拿到全基因组序列以后,我就开始着手研发试剂盒。科室领导在研发方面给了我更多时间。


这个检测方法用的是分子诊断技术。我们把荧光定量PCR和普通PCR加测序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用于筛查病毒。这也是金标准之一。


这里面用到的探针引物全部是我自己设计的。1月13日,我就把这个检测方法建立起来了。19日我提交了专利申请。


《中国科学报》:您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出来?


● 刘为勇:

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我已经累积了大概5年左右病毒病原体试剂盒研发经验。


我们曾经研发了很多临床用的检测试剂盒,覆盖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大概有30多种试剂盒。在投入临床使用前,我们也会认真进行各种性能评估。这些试剂盒在我们医院已提供临床诊断服务近万人次。


不过根据政策规定,这些试剂盒不能用来盈利和推广,仅限医院内部使用。


《中国科学报》:您的测试方法好用吗?


● 刘为勇

因为样本比较珍贵,数量并不多,所以我们大概用了十几份阳性样本,包括大便、血、尿样本来验证。


结果准确率达到100%。灵敏度很高,特异性非常高,不会被别的病毒干扰。


大概从1月13日以后,我们开始用我的方法,对收到的样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筛查。


这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院心里有个底。


这个工作是我们出于社会责任感自己做的,实际上患者没有要求,CDC也没有要求。但我们还是将早期筛查结果报告给了CDC。


标本量特别大 连续工作2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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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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