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检验医学之路（二）

【导读】人生的路允许选择，可以选择，选择阳光之路，寻良师结良友非常重要。我命运安排，只有适应，没有选择。适应环境，改变自己，发奋、努力、勤奋是我的座右铭。环境相同，思维模式不同，人生之路就有可能不同。每个人，都是一条平凡而艰辛的路，平凡的脚步的点点滴滴，都汇集不平凡的人生。用你的才华、智慧、毅力、奋斗，创出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这就是你生活的目标、价值和财富。

一、寄生虫学检验中树立的理念

1. 工作中学习实践中提高 32年的协和生涯使我悟出：在协和医学院学习和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可以说是协和的一项优良传统，就是实验室和临床密切结合。我从练习生起就参加与Hoeppli（何博礼：国际著名寄生虫学专家，瑞士籍德国人，时任协和医学院寄生虫系主任）、冯兰洲教授（我国著名寄生虫学专家）一起去看病人。记得1949年冯教授亲自教我如何采集梅毒患者标本，在暗视野显微镜下，查看梅毒螺旋体，活体动态的泳动与奋森螺旋体的螺纹区分，一次的学习使我记忆了一辈子，90年代我在检出时，对鉴别形态仍然记忆犹新，并进行了显微镜录像，保持为教学所用。2015年微信会诊的患者患病部位，仍然提出应该检出梅毒螺旋体，没有告诉我结果，却询问了治疗方案。我记忆深刻就是采取活体标本观察，不能使用酒精消毒，在硬下疳处采集渗出分泌物，直接观察，一定要保护自己，防止自身感染。遗憾是现在有的检验员与医生还忽略了这些细节。

1950年参加绦虫病的除虫治疗，冯兰洲教授亲自查看绦虫患者治疗排虫的情况，当患者绦虫排不出来时，亲手示范如何慢慢牵拉帮助排出，叮嘱不要断掉，因为断了虫体，仍可以生长。他们经常教导我们：“实验室常常是基础医学范畴，其研究都是基础医学的实验内容，基础研究的成功，开创了临床的应用的新局面。因为我们基础研究是为临床研究服务的，而基础研究的提高与建树，必然促进临床诊断与治疗效果的提高，从而促进整体医学水平的提高。而基础研究又是根据临床的需要进行的”。“一个临床单位，基础研究的成功与否，决定临床治疗的高度。一个人一定要把基础功打牢、打扎实，基础功力决定你今后的发展方向与是否成功”。这些教导我铭刻在心中，毕生在实践。这种“协和实验室与临床的模式”正是21世纪提倡的 “转化医学”新概念。

深深受到实验室与临床密切结合模式的熏陶，一直秉承了为患者服务的精神，日常工作中有科研因素，在常规工作中总结与提高，常规检验结果资料的积累，以及疑难病例的分析与总结，根据临床医疗需要开展科研，观念创新、模式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微观创新，构成了我的业务理念，理念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导向，这种协和医学理念，贯穿了我的人生轨迹。仅简述如下：

2.日常工作中的科研因素 1949年9月23日进入协和医学院寄生虫学系学习。第一天就遇到1例短小绦虫的病人进行驱虫治疗，为了正确掌握驱虫效果，需要计算驱出虫体的数目。因为短小绦虫可以在宿主体内，不需要离体自主繁殖，如果驱虫不净，仍然可以复发。

将患者每次排出的粪便，经漂洗清澈后，在解剖显微镜下进行挑选和计数虫体，由于我从来没有看过显微镜，半天下来已经是头昏脑胀、呕吐不止，连饭都没有吃。这是我进入检验医学的第一次考验。连续坚持30天，前后一共检出15000条短小绦虫成虫。然后固定并制成标本供给医学院校教学，从此知道了什么是科学研究，从中领略科学实验的艰辛。患者病案（李++太太）仍然保持在协和医院病案室。1950年由何博礼教授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8]。

3. 日常检验结果是流行病学珍贵资料应该提高对日常检验结果的资料保存与处理的认识，每天一个单位检验科可以发出成百上千报告结果，没有积累和统计处理，就白白浪费了，随手丢弃更是可惜，实际每天检验的结果，都是检验人员的劳动结晶，是非常好的流行病学资料，如果累积起来是非常好的诊疗数据的参比库（正是现在提倡的大检验、大数据必须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系统规划，统计学收集，浪费了财力、人力和资源，重要是缺乏了流行病学的参比性，真正需要时考量对比时，缺乏了感到非常遗憾。我记得反细菌战时，我们在国际法庭的一项证据，就是一种带有烈性细菌的传播昆虫，散布在是我国的地区，而这种昆虫在本地的昆虫志上，是根本没有记载的昆虫，而是国外昆虫志上记载的某地区特有的一种昆虫，出示了有利证据。

常规工作中总结资料是科研的一条捷径。随着每天患者粪便寄生虫的检出结果，积累了大量资料，寄生虫系传统就以卡片登记，是众多人的劳动结果，我们并没有随手丢弃，而是组织大家统计分析，变成流行病学资料，完成了 1948~1962年13个年度，77759例患者寄生虫感染率的统计，为我国解放前后寄生虫感染率提供了对比资料，为今后分析我国寄生虫的流行病学提供了考证依据和趋势。首次对我国哈门氏阿米巴和脆弱双核阿米巴的感染率进行了报道^[9]。

在方法统一，人员不变，水平一致的情况下，又对1973年~1978年6年间38075例寄生虫感染率进行统计与比较^[10]。前后共进行115834例统计（估计其中1/3笔者检验报告的结果），此文选三年度段比较，列表1，反映了北京地区的主要寄生虫感染率。节省篇幅摘取了30年间，三个年度6种寄生虫感染率（%）比较^[10]

经历30年跨度的数字的说明。从表中分析当年感染情况，可知治病的溶组织阿米巴原虫，感染率显著下降，脆弱双核阿米巴由于过去基本不认识，从来没有在我国有粪便检出的报告，笔者第一次提出由于该阿米巴在新鲜粪便中，极容易死亡（为此命名脆弱阿米巴），掌握了生物学特性，提高了认识，改进检查方法，才有检出率的报道（后述）。蛔虫感染率略有下降，钩虫明显下降，鞭虫没有有效药物，且寄生肠粘膜下，治疗有难度，所以迟迟不降。从表中可评估防治状况，采取有效措施。体现了检验医学的价值，对防治医学的重要性。如果能够坚持下去，是多有价值的前景。可惜！我不知道现在还坚持不坚持？你们所在的地区和单位，有没有统计流行病学的资料？有没有为国家和后人积累历史的可比性流行病学资料？这是检验界的有识之士应该考虑的问题。

4.对临床病例分析是提高业务水平的捷径 笔者坚持在日常的工作中，收集资料，及时进行总结。

病例1：患者，7岁，因4个月来左眼斜，瞳孔大，左眼睑下垂，二个月后四肢疼痛，诊断结核性脑膜炎，经抗结核治疗无效，1973年4月15日死亡^[11]。

化验室脑脊液检查：脑脊液糖低，氯化物不低，蛋白高，细胞数24个，在脑脊液中查出2个“瘤细胞”，能活动，直至4h仍然活动。

尸检证明：慢性化脓性脑膜炎，浅层脑皮质灶性变性坏死（原文图1）。右侧基底神经节处核桃大小出血性软化灶（原文图2）；多少阿米巴滋养体（直径约9μm），核较大，核周晕显著（原文图3）；嗅神经严重坏死及纤维化。蛛网膜下腔及脑实质病灶内可见大肠杆菌与阿米巴滋养体有共生关系。

非常赞赏化验室技术人员，敏锐观察到活动的“瘤细胞”，实际是阿米巴原虫感染。给临床诊断和病原学分析，提供了可贵、重要的信息，与病理结果描述与诊断符合，说明实验室与临床密切配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为此，进行了该阿米巴生活史、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脑脊液培养基、形态学观察与水源性培养阿米巴培养与形态学观察比较，并进行了文献复习，进一步提高了对该病的认识，为以后的会诊鉴定，取得了经验。

原发性阿米巴脑膜脑炎（（Primary Amoebic Meningo-encephalitis））是水源性疾病，过去认为是不寄生的低等动物，营自由生活，在阴沟污水、腐败植物中存在。1965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一种自由生活的阿米巴引起原发性脑膜脑炎后，世界各国相继报告，有兴趣者可阅读原文^[11]。

病例2：患者，男，38岁，河北农民，1982年3月10日入协和医院。9年前患者有短暂不规则低热，嗣后右侧颊部起5~6个米粒大小丘疹，缓慢增大，渐播及右肩、腹部、胫、踝、足背和龟头，无自觉症状。1977年以后在北京曾经进行2次皮损活检，先后误诊为组织孢浆菌病、皮肤型组织细胞增多症、良性淋巴瘤和结节病。临床根据误诊的结果进行治疗，曾内服泼尼松、环磷酰胺并进行放射性治疗，当时皮损缩小，以后又增大。在皮科会诊皮肤结节的患者时，临床诊断不明，笔者提出可能为皮肤黑热病的感染，经采取皮肤渗出液刮片，瑞-姬染色，确定诊断为利什曼原虫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