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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的体制还能吃香多久?是保持原样还是跳出围墙…

归去来兮 2023-2-1 03:39 PM 1792人围观 杂谈




在小说《围城》里有这么一句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像被围困的城堡,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在我看来,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婚姻,更适用于我的工作。


我出生在北方某小城,比起南方,这里的父母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考上编制,有一份“稳定、体面、工资高、好找对象”的职业。在这样的期盼下,本科毕业后的我备战两年,终于考进了某三乙医院的检验科。当时我已经二十四岁了。


有亲戚朋友笑话我,一个区级三乙医院还要备战两年才能考过。我不说话,回想当时的自己有多么开心,在研究生都排着队考编制的时候,偶尔一次的本科招聘被我遇到了。


记得大学实习时主任告诉我一定要考上编制,快五十岁的他现在的工资已经有一万多了。期待下,我以为进入科室的自己能够大展宏图,一显身手。真实的工作情况却和我的幻想有了出入。


人人都以为体制内朝九晚五、工作清闲、随意简单,其实不然。体制内也没有那么轻松,加班加点也逐渐趋于常态化,没有人会在工作完不成的情况下就下班,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患者,是生命。下班后的生活也是随时on call、on line,工作状态时刻警备……


第一个月的工资条发下来,实习工资1300,绩效三个月后一起发放,当时我的房租是400元,好在单位食堂每顿五元随便吃,我还能够养活自己。


第一年年终的工资条发下来,工资+绩效2700,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过年回家给了家里一千块钱过节费,父母对我的工作更加满意了。


当我以为工资会像幻想中一样稳步上升时,它停滞在5000左右不动了,三十而立的我,上有老下有小,房租、学费、人情应酬、孝顺父母……每个月的工资好像都是在自己的手里过一遍,感觉很不真实。


一次次看着新闻报道和媒体宣传里对医务人员待遇的提升,对医务人员各方面的优待,我都倍感欣慰,可现实情况好像把我隔离了一样。


和家人去逛个景点,她是护士可以免门票,我是检验师只能自费。开车去加油,她是护士,加二百可以减三十,我是检验师,加二百就是二百。不能说嫉妒,只是些许的羡慕和酸楚。


每年固定的同学聚会,我从刚开始的人人羡慕,变成了现在的羡慕人人。同学们有已经在第三方实验室当上主管的,也有在医药公司当了经理的,还有在仪器销售公司业绩拔高的,总而言之,他们的工资都是我工资的倍数。


相比之下,我所剩的,也只有当时人人称赞的“稳定”了。


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所谓的体制内真的是最适合我的吗,要不要趁着年轻,抓紧时间换个环境再搏一把。


体制内和体制外就像隔着一道墙,墙内墙外的人经常彼此羡慕,墙内的人羡慕墙外的人自由,墙外的人羡慕墙内的人安稳。这道墙会不会崩塌,什么时候会崩塌,无人可知。


同学们羡慕我的三点一线、不用加班、交际简单、有空余的时间可以用来做自己,我羡慕他们精致考究、生活富足、自由自在,不用精打细算的规划每个月的花销。


刚工作的时候我也一腔热血洒在科室里,想着实现抱负,期待提升自我,不用过度操心的工作和交际让我觉得幸运。时间一长,每天复制粘贴般的生活让我觉得乏力,生活好像一张白纸,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稳定也开始没有了吸引力。有些时候觉得年限、职称是最公平的评价手段,有些时候又觉得能力、情商换钱也很合适。


也不是没想过放手一搏换个工作,可是想到自己备考时看得一页页书,超过的一个个对手,不免觉得可惜。听到人人厌恶的996/007、甲方乙方难以沟通的要求就又开始犹豫...


常态化疫情防控时,看公众号文章,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呼吁,给疾控人员加薪:他们也要结婚,买房子,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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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光表示,这次新冠疫情,疾控中心的人是在待遇很低的情况下积极参战,但是靠这种付出精神是不可能持久的。直到现在,国家疾控中心的骨干还是在不断流失。


曾光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重视机构建设,有两条天花板要打破:第一,人员编制。现在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多,过去只是防控传染病,然后扩大到慢性非传染病,现在又是新冠防控,可是疾控工作人员没有增加,过去都有编制卡着,不把这个天花板打破不行。


第二,财政投入。现在办公费用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疾控中心人员的待遇问题没有解决。疾控人员和临床大夫都是医校毕业的,一个是临床专业,一个是公共卫生专业,过去是同学,出去几年以后工资差一半,现在连一半都不到,只有三分之一了。学公共卫生的,特别是年轻人也要结婚,买房子,生孩子。所以很多人忍痛离开这个行业,去做别的工作。我觉得如果要让他稳定下来,一定要有相应的对策,国家过去对事业单位的一些基本政策都要改变。


曾光表示,公共卫生起的作用往往不容易被社会认识到,公共卫生人员其实做的是无名的英雄。作为疾控系统的人,公共卫生人员没有权利向社会发表谈话、面向记者、面向社会,他们都是有纪律的。


“实际上,大量的工作都是他们做的,比如说新冠一开始,是谁首先赶到现场的,是谁分离的病毒,是谁测定的潜伏期,成为世界标准,是谁找出所有的密切接触者,这些都是疾控人员做的。相对这一点,从媒体到社会老百姓都不容易认识到他们的作用,比较容易认识到临床大夫的作用。从宣传表扬表彰上来看,对于疾控和临床的差距好像又拉大了。甚至同样到基层去,到现场去,临床大夫有补贴,而疾控系统的人补贴非常少。这一系列的地方,我觉得必须得改变。”曾光说道。



以上资料来源:凤凰网财经


这段话看完我的心里特别暖暖的,虽然说的是疾控人不是我,但我感觉检验人也是一样的,是谁通宵达旦地在实验室检测核酸?是谁多穿三层皮囊站在冰天雪地?是谁站在离病毒最近的第一线?


看完这段话即使心里抱怨,但早已有了答案。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苦,但每个行业也有每个行业的福。现在的工作、同事、环境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普通的岗位在每次发现奇怪细胞、典型案例时,也能让我这块不太好的金子发光发亮,也许现在还不太闪亮,但美丽的珍珠也都是藏在蚌壳里的。


或许我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羡慕我,还是继续专注的投入当下,过好自己的生活吧。


转眼间2022年已经结束了,新的一年,会好吗?会更好吗?




本文编辑:乐乐高


来源: 临床检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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