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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二聚体与新冠病毒感染

归去来兮 2023-1-12 130人围观 杂谈


D-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XIII交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性降解产物,是一个特异性的纤溶过程标记物。因此D-二聚体来源于纤溶酶溶解的交联纤维蛋白凝块。

D-二聚体升高,代表体内凝血系统及纤溶系统的激活,该过程表现出高转化状态。D-二聚体阴性,可以用于血栓排除(最核心的临床价值);而D-二聚体阳性,不能证明血栓栓子的形成,具体是否形成血栓栓子,还需要根据这两个系统的平衡状态进行判断。

由于凝血系统与炎症、内皮损伤等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感染、手术或创伤、心衰、恶性肿瘤等一些非血栓性疾病中也常观察到D-二聚体的升高。在研究发现,这些疾病最常见的不良预后还是血栓形成、DIC等,这些并发症中大多数恰恰是最常见引起D-二聚体升高的相关疾病或状态。所以D-二聚体可以作为疾病广泛且敏感的评价指标。

COVID-19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免疫紊乱诱发的血栓性疾病,肺部弥漫性炎性反应及微血栓形成,据报道,20%以上的COVID-19住院病例发生VTE。入院时D-二聚体水平可独立预测患者院内死亡率,筛选出潜在的高风险患者。目前在全球,D-二聚体已经成为COVID-19患者入院时关键的筛查项目之一。D-二聚体可用于指导COVID-19患者是否启用肝素抗凝治疗。据报道,D-二聚体≥参考范围上限6-7倍的患者,启动肝素抗凝,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动态监测D-二聚体,可用于评估COVID-19患者VTE的发生。D-二聚体监测,可用于评估COVID-19的病情转归。

D二聚体升高可见于血栓性疾病和非血栓性疾病。尽管目前临床D-二聚体检测常用于急性静脉血栓栓塞症(VTE)及DIC的诊疗,但切记一点,由于D-二聚体的检测敏感性高,但特异性较低,因此D-二聚体在血栓性疾病的主要诊断价值在于阴性排除。即若D-二聚体阴性,可基本排除急性肺栓塞及DIC等疾病。但若为阳性,则需要结合临床症状及其他辅助检查综合分析。同时,也需牢记一点,D-二聚体水平越高,不一定代表VTE风险越高。因为在VTE相关评分表中,无论是Caprini评分还是Wells评分,都没有将D-二聚体的水平高低作为评分项。因此再次强调,绝不是D-二聚体高了就一定会发生血栓哦,它只是一个血栓阴性排除指标!

目前公认的影响D-二聚体检测的因素有三类:一是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factor,RF)。类风湿因子是存在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血浆中的一类以自身变性IgG为靶细胞的抗体,可以是IgG,IgM或IgA,能够与IgG分子Fc片段上的抗原决定簇反应,使IgG致敏胶乳颗粒出现非特异性凝集。因此,RF升高的患者可能出现D-二聚体无意义升高。二是异嗜性抗体(Heterophilantibody,HA), 由已知的或未知的抗原物质刺激人体产生的一类具有足够滴度、能与多个物种的免疫球蛋白发生相对弱的结合的多重特异性的免疫球蛋白。这种抗体能和原抗原毫无关系的抗原起反应,这种与被检物质化学结构不同但活性相似的物质被称之为异嗜性抗体。异嗜性抗体可以与许多动物免疫球蛋白的片段结合,干扰实验,使测定结果与临床表现不符,导致错误结果出现。异嗜性抗体通常出现在EB病毒、风疹病毒、麻疹病毒、腺病毒、肠道病毒、水痘病毒感染后,归因于B淋巴细胞的CR2与病毒相互作用后的多克隆激活。三是人抗鼠抗体(humanantimurineantibody,HAMA),通常是在接受动物免疫球蛋白治疗后,针对抗原性强的抗原产生的抗体,其活性较强。HAMA同HA一样,都可对所有免疫学实验产生显著干扰。两者作用机制实质上相似,都由于在捕获和检测抗体时产生的“桥接效应”,最终导致对结果的误读及假阳性结果。

FDP是在纤溶亢进时,纤维蛋白或纤维蛋白原被纤溶酶分解后产生的降解产物的总称。因此D-二聚体是FDP中的一小部分,理论上其值应小于FDP。通常情况下,纤维蛋白比纤维蛋白原更容易受纤溶酶的作用,故FDP大部分是纤维蛋白的降解产物,因此D-二聚体和FDP同时增高最为常见,且FDP的数值通常为D-二聚体的5~10倍。若此比例合适,则D-二聚体的升高一般为真升高(假性升高情况偶有发生)。有时FDP升高,但D-二聚体正常或仅轻微升高,其原因是由于体内原发性纤溶亢进,纤维蛋白原异常降解所致。但原发性纤溶亢进常见于遗传性纤溶系统缺陷症,因此临床上较为罕见。若FDP与D-二聚体的数值比<5,甚至D-二聚体的数值大于FDP时,则高度怀疑此患者的D-二聚体是由于干扰导致的假性增高。




本文编辑:Peng


来自: 消化交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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